特別費官司係發生於馬總統競逐總統大位期間，當時充其量是總統候選人，可說是一介平民，如果認為個人權益受到侵害，依法控告侵害其權利的人，縱使對方的身分是檢察官，只要提告內容非虛構，當然應保障其由《憲法》賦予的訴訟權。
再由其提告主張檢察官涉及製作證人筆錄不實的情節，確非不可能發生，一般民眾也迭有抱怨，若能因提告檢察官的動作，揭發可能的司法弊端，毋寧是美事一樁。
可是，昔日的平民現已搖身一變為有權有勢的總統，若以西方三權分立的角度來看，可認為是行政權的領導者。倘將我國的檢察官當作是行政官，那就形同行政權告行政權，左手打右手的錯亂現象；若認為我國的檢察官具司法性質，那又像是行政權告司法權，此舉又置司法權於何地？更糟糕的是，權力分立的體系因此遭到威脅，的確讓人憂心。

放下個人利害倡改革

再由訴訟的結果來看，若台北地方法院認為馬總統聲請交付審判有理由，進入審理程序，實難脫總統挾其權力影響司法的譏評；反之，若法院還是認為總統的主張沒有理由，將聲請駁回，是不是又要面對總統沒道理又好訟的議論。
我們可以體會馬總統對於個人清白不可退讓的堅持，這是他執意窮盡任何法律上的可能手段，付出任何代價，都希望在官司上討回公道的動力。但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是否應多方思考其一舉一動對於憲政體制與國家社會的長遠影響，進而尋得既能堅持原則，又能讓國家社會受益的作法。
質言之，馬總統如對自己作為被告所受到的委屈難以接受，就該利用總統權能，站在一般司法受害者的視角，再結合本身的受害經驗，積極推動司法改革。舉例來說，如認檢察官濫權辦案製作不實筆錄，就應要求法務部確實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除舊布新，將改革的成果嘉惠一般民眾，而非只求一吐個人怨氣，卻對制度改革裹足不前。法務部長更不應只是被動回應總統告檢察官是其訴訟權利應予尊重，反而應化總統的不滿，成為推動改革的動力，這才是有為有守的政務官應有的風範。
長年來，司法系統百病纏身，十年前的全國司改會議結論落實有限，此時正值司法界掀起一股檢討過去策勵未來的旋風之時，馬總統是否也該先放下個人利害，以總統之尊倡言司法改革，回應外界要求改革的呼聲，讓個人的利害榮辱化為具體的司法改革成果，解救廣大的司法制度受害者，方是正道！

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