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議定書》是否一定要執行？政府認定：「約已簽、無法毀。」所有官員口徑一致：重啟談判，將嚴重損害國際信譽。「其然，豈其然乎？」

簽署不必然須批准

一般而言，條約簽署後應經國內批准程序，之所以特別強調批准，有其內外因素。對外而言，條約簽署後，批准生效前，本國政府於此期間，可再思考其利弊得失。對內而言，因民主政治落實，國民主權意識高揚，必須經過批准，不僅可使國會得監督行政機關之締約權，亦使國會藉此機制參與對外事務，間接使人民參與外交事務，符合民主要求；另外，國會考慮是否同意條約時，可仔細思慮條約內容，審查條約是否危害國民權益，考量人民普遍之反應，若是大部分人民反對，仍有拒絕條約生效之緩衝餘地。
然又因國際事務眾多，是以並非所有國際協定，均須再交由國會議決程序，眾多技術性協定，通常直接賦予政府專責部門權限，無庸再經批准程序。然在國際實踐上，此種無庸經過批准程序之簽署，通常僅發生在例行性或政治爭議性甚小之條約。
事實上，簽署後不必然均須批准，以美國為例，一次大戰後，美國積極參與合約會談，1919年正式簽署《凡爾賽和約》，然美參議院拒絕同意，美國即未參與國聯；當代針對核武問題，美國柯林頓總統簽署《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然美國至今仍拒絕批准該條約。學者研究指出：從1776年至1976年，約有400項條約，美國曾經簽署，但卻未批准。當然從簽署到批准階段，因須經過國會同意，以致無法批准執行，美國並無違反國際義務。然簽署既是鄭重行為，與美國相比較，則自1949年以來，60年間台灣所簽署且生效後之對外文件，拒不執行者，尚未聽聞。若僅因此單一個案，國際社會即指摘台灣不守信義，我國將不容於國際社會，恐將言過其實。

端視政府有無決心

若政府暫緩公告，遲延履行，要求重開談判，是否全無辯護餘地，以不無爭執空間；縱使認定我國在國際法上毫無辯護可能，則根據2001年聯合國所通過《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公約》，我國應負補償責任與抵償責任。因違反《議定書》，根據聯合國公約，我國必須賠償美國：「經濟上可以評估的任何損害，包括可以確定的利潤損失」（第36條）。關於抵償則需：「承認不法行為、表示遺憾、正式道歉或任何一種合適的方式」中選擇其一，甚至全部接受（第37條第2款）。至於懼怕美國報復，則該聯合國條款同樣規定：「抵償不應與損失不成比率，而且不得採取羞辱責任國的方式」（第37條第3款）。
是否應拒絕履行《議定書》，要求重啟談判，見仁見智，且縱重啟談判，是否必能如所企望，亦在未定之天，但至少就國際法而言，若決定承擔上述國際責任，則當然可毀約，此則端視政府決心之有無。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英國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國際法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