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無法實現名目上的目標，豪宅稅帶給社會的好處就是初估那每年區區三億的稅收，還有滿足部分人仇富的心理而已。一個公共政策的好壞取決於帶給社會的淨好處是否大於淨壞處，豪宅稅的好處不多，壞處卻是不少。首先是這「區區三億」是否真的課得到，很有問題。台北市不是包在真空球裡的人間天堂，「此處不留爺，更有留爺處」，一個對富豪仇視的環境，自然是會把富豪趕去別的地方，也把富豪生活周邊的生意也趕去別的地方。本來人不親土親，大家可以忍受一下台北不那麼便捷舒適的基礎建設，不那麼友善的政府機關，而願意置產於此，但豪宅稅一弄，可能正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富人要跑，錢還不長腳？也不用管香港、上海或是新加坡來搶富豪了，看高雄怎麼輕易地把影視產業從台北吸走，就知道台北市的自滿心態有多嚴重了。

貧富對立向下沉淪

本來幾個富豪對經濟貢獻也不算太大，趕走就趕走了，但是豪宅稅背後的「仇富」心態，可是會把台灣一向鼓勵白手起家，獎勵社會垂直流動的優良社會文化給消滅。為什麼奉公守法，靠著自己的努力賺來的錢，已經被課過一次稅了，還要被視為骯髒無比的不義之財？長期這樣下去，誰願意創業來創造就業機會，誰願意永遠被當成壞人？如果社會大部分人都是這樣仇富，台灣真正向下沉淪之日也就不遠了。
要解決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的問題，經濟學家有很簡單的方法。除了要先收起豪宅稅這種民粹式的語言外，更重要的是趕緊想辦法提升房屋的供給，供給的增加才是價跌量升的不二法門。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多，看是容積率限制太多，還是土地使用管制太多，還是土地徵用不易，還是成立建設公司曠日廢時，還是開發商缺乏稅務上的誘因蓋新大樓。諸如此類，政府在法令上可以變革之處不勝枚舉，台北市捨此不求，而動輒給富人穿小鞋，不是在搞政治，難道是在搞經濟？

作者為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國際經濟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