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在於，勞力市場基本上是需求端（企業）決定失業率，而非供給端（勞工）所影響。只要經濟不景氣，企業沒有獲利空間，自然不傾向多僱人力。而景氣好時，儘管人力與職場需求有落差，還是可聘僱再施以訓練，只要有利潤可圖。這個詢問個別僱主看法的調查，將「個體」經驗用以推論「總體」邏輯，恐有謬誤。
有不少現象說明著：結構性失業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困境，與人力素質無關。環諸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歐美，儘管人力素質再優良，無一不面對高失業率的結構問題。又或者，世界各國平均教育年數都不斷攀高，象徵著新一代的專業或語言能力都在提高，但長期而言，各國青年失業率卻都普遍提升。可見問題不在人力素質，而在環境、就業需求。

掩蓋社會結構問題

單單把問題歸咎於人力，怪罪新鮮人，只是讓整體社會的結構問題更加隱而不顯，也掩蓋了應當負起創造就業機會責任的政府。
實際上，新鮮人技能和職場需求有落差是社會常態，但這卻不影響僱主聘僱後能獲利的可能，也和失業率沒有根本關係。英國教育社會學學者Glenn Rikowski曾經針對「英國僱主認為什麼樣的勞工素質，是企業需要的？」做出研究，結果發現，僱主們要求的素質從「專業能力、學習能力、態度、忠誠、潛力……」等，都不盡相同，唯一相同的是，僱主要的是「好的勞動力」：願受僱主支配，將生產成果歸僱主所有，使其增添獲利的人。簡單說，願意被剝削的人較有機會就業。
說回英語能力，來到英國倫敦留學一年多以來，我深深感覺到，台灣學生的英語能力並不比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差，閱讀、文法、發音……可能都還在平均之上。然而，我們的確相對有「不敢講英文」的習慣。為什麼「不敢講」？除教育方式外，我認為，這還牽涉到台灣社會面對英語霸權的一種自卑文化有關，總覺得自己文法不對、發音不標準。而這些整天不問結構，盡指摘我們年輕人「外語能力不足」的訊息，恐怕也是建構這種自卑文化的來源之一。搞不好，還壓低了年輕人就業自信，拉高失業率了呢。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