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兼具兩種身分：既是戶籍所在地的名義農民，又是在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落籍的實質工人。在就業、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子女教育上都面對國家制度性的歧視，成為二等國民，再加上共產黨對工會嚴厲控制，他們成為資本家可以強力剝削的對象。
如今台商富士康跳樓事件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新聞吵翻天，富士康被當成是最惡質剝削的典型，但是且看北京學者舒可心怎麼說中國的「本土血汗工廠」:「童工……工廠中豬狗一般生活環境」「比起富士康現代化生產線上的工人……其實更值得關注。」北京學者陳永苗說：「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原始資本積累……給勞動者帶來的罪惡遠勝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同一過程」。香港學者潘毅甚至說現在農民工的處境和馬克思描述的18世紀可憐的工人比起來，後者「好像還比我們（農民工）幸福一點點」！
她說：「2000年後珠三角……企業出現罷工……幾千人幾千人參與……媒體不報導……，因為企業的罷工實在是太普遍了。」
既然如此鴻海新聞會被炒翻天，就掀起了各式各樣的揣測，現在且擱下那些揣測，再回到農民工問題上面。

農民工淪邊緣人

農民工既然那麼可憐，可以改變身分成為工人在都市落戶嗎？
這問題早在1993年就被提起了，但1994年卻又在宏觀調控下停擺。2008年又說要改，本來農民工不能久住，所以不能取得都市戶籍只能取得暫居證，08年改成「居住證」。問題是如深圳這樣仍要等10年才能申請入籍審查。又如上海借用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採取的「技術移民」政策，入籍要「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依規定上海沒有戶籍的500多萬人可以落籍的只有3000人！
中國農民要成為上海人、深圳人竟比依親歸化美國或來台取得戶籍還難得多！拿居住證所擁有的權利比拿美國綠卡還不如！
嚴酷的農民工制度摧殘了人權，也形成了種種異形怪象：
本來深圳才31萬人，1980年代不可思議地每年增加三、四十萬，90年代每年更成長七、八十萬。如今人口超過1400萬。但其中有戶籍的卻只有200多萬，其他1000多萬流動人口有居住證的700多萬，住工廠宿舍100多萬，另外有200多萬是沒有正當職業的「灰色人口」。
都市對這些流動人口，潘毅說「短期間把他們的勞動力榨取出來；用完後……擲回農村中去」，更慘的是一億新一代農民工9成已失去了務農的技能，他們的收入又根本無法在深圳定居，於是城鄉兩頭落空成了整個社會的邊緣人，自殺自然一點也不意外。
城鄉二元體制和農民工造就了深圳神話，造就了偉大的中國模式，一些台灣和國際學界名流競以歌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典範」為時尚！
現在在歌頌聲中富士康農民工硬是插隊進來合唱，聽到後名流們能為人類工業史上最慘的2億農民工順便掬一把淚嗎？而另一些學者在批評富士康之餘是不是更要用十倍嚴厲態度譴責不義的體制？

作者為民進黨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