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國刑事第二審乃採事實的覆審制，審理過程與第一審完全相同，對於事實與證據的調查須重來一次，如此一來，易使當事人產生第一審只是過水，而將主戰場放在第二審的心理，不僅第一審的集中審理無法落實，對於第一審判決也必然會上訴，而增加了高等法院的負擔，珍貴的司法資源也因此被虛耗。再加以最高法院屬事後的法律審，且原則上不開言詞辯論，若遇有事實上的疑點，必會發回高院更審。如此的結果，使原本應呈現越上級法院案件量逐漸減少的金字塔結構，卻變成集中高等法院的大肚化現象，且使有心者將行賄對象集中於高院法官，所謂決戰第二審的傳聞，自然不脛而走，而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極大戕害。
而欲解決此種訴訟結構失衡現象，當然必須將第二審改採較為嚴格的事後審，以限制上訴，但如此的限制，卻又必須以第一審的集中審理落實為前提，若第一審的審理仍是採取目前的分割式審理，貿然限制上訴，恐將影響人民的訴訟權，更可能只是把關說對象移至第一審爾。所以為了能落實集中審理，關於重大案件宜引入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以解決此問題。

參酌日本裁判員制

鄰近的日本，去年開始實施裁判員制度，重大案件須由六位隨機選出的平民裁判員與三位專職法官組成，為了怕影響平民裁判員的日常生活作息，所以審判程序一定得集中於三日內完成，而不能如過去般，在日本被戲稱為「五月雨」的分割審理模式，由於須在三日內完成，不僅達成訴訟經濟，更迫使當事人必須全力為攻防，而毫無保留，否則將喪失先機，而能達到真實發現的目的。而由於有六位平民參與，在人數佔優勢下，法官的專斷與恣意自然不易產生，而能使判決更接近人民，同時，這也代表行賄的難度增加，而使司法的公正性不受干擾。
台灣刑事司法在這十年，改變的不少，但卻仍有如此多的問題，且這些問題並無針對性，即便連審理貪污案件的司法人員亦不能倖免，社會大眾自然不宜以他人之事，而等閒視之，而主事者更須以審慎的態度去思及改進之道。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